2008-2022:我们的奥运故事

2002年2月16日,中国选手杨扬在盐湖城第19届冬季奥运会短道速滑女子500米领奖台上向观众致意。赵迎新/摄

2022年1月13日至14日,短道速滑项目北京冬奥会选拔赛第二、第三站在北京首钢园进行。图为吉林选手韩雨桐(前)在比赛中。视觉中国供图

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2004级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,我是曲棍球项目的医疗专业志愿者,实际上就是担架员。

2007年,我们团队就在“好运北京”测试赛开展志愿服务了。那年我大三,刚学完解剖学、生理学,还在学医的入门阶段,并没有执业医师资格。因为曲棍球运动员很多都是身高一米九、体重两百斤的大个子,所以担架员都是像我一样壮实的男生。

当志愿者有辛苦的一面。我们要设想和应对很多复杂情况。抬担架怎么起身、怎么发力,4个担架员怎么配合,第一步先迈左脚还是右脚,这些细节都要经过训练。为了更真实地模拟现场,当时我们没有使用假人帮助训练,而是让团队里最重的人扮演“伤员”。

医疗专业志愿者在场内工作,要遵循复杂的赛场规范。运动员倒下时,没有指令长的命令,志愿者不能自作主张冲进比赛场地。参加国际赛事,有时候就要抑制医生救人的本能,该出手时就出手,该忍住时也得忍住。

当然,成为志愿者也有享受的一面。比赛结束时,我们会拿出北大的校徽、北京奥运会的纪念品和运动员交换,我至今收藏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小玩意儿。当时,志愿者可以免费搭乘公交车,当我们穿着志愿者制服、挂着胸牌,能清楚地感觉到其他乘客投来羡慕和赞许的目光。

北京奥运会曲棍球场是临时场馆,奥运会闭幕后,过了几年就被拆了,当时我们还去缅怀一番。值得一提的是,北京冬奥会唯一新建的冰上竞赛场馆——国家速滑馆,就建立在国家曲棍球场的原址上。在我眼里,这不仅是奥运遗产的传承,也是我的“双奥”记忆的延续。

2015年7月31日,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,那时我已经毕业从医。相比夏奥会,冬奥会的医疗保障要求更为复杂。以滑雪项目为例,如果运动员在雪道上受伤,最快的抵达方式也是顺着雪道滑下去,这就要求救援人员会滑雪。

2017年年底,北京市针对全市医生开展了一次滑雪技能的选拔考试。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,我很早就爱上了滑雪运动,国内的高级雪道都有信心驾驭,于是顺理成章地入选了这支“冬奥滑雪医疗保障梦之队”。那段时间,别人去上班,我去参加滑雪培训,心里还有点暗爽。

但在2018年,我被委派到新成立的北医三院崇礼院区工作,协调张家口赛区的医疗保障工作。这个工作肯定会和滑雪医生的工作冲突,我因此主动放弃了当滑雪医生的机会。

按照国际雪联的要求,首诊医院应当距离滑雪场地15分钟路程以内,让伤员在第一时间得到专业救助。张家口市区的大医院离赛区太远,最近的医院是崇礼区人民医院。但是,这家医院此前只是一家二甲医院,无法满足奥运会保障的需求。

北医三院接管以后,用几年时间把这个昔日国家级贫困县的小医院,打造成一家具有顶级软硬件的现代化医院。现在,崇礼医院建起了CT复合手术室,实现在手术过程中做CT,这是很多城市的大医院都不具备的条件。冬奥会期间,救援直升机可以直接降落在医院停机坪上。

作为崇礼医院医务科科长、冬奥协调办公室主任,我除了操心医护队员的衣食住行,在疫情背景下,更要保证同事的安全。走哪个楼梯、怎么消毒,进入闭环后如何防止感染,都要做好预案。赛时,我将同时使用五六台对讲机,对应不同领域进行协调指挥,快速地接受信息,处理后再快速分发、指派任务,我几乎变成了最会玩无线电的医生。

北京冬奥会一共有109块金牌,其中51块金牌将产生在张家口赛区。冰雪运动的受伤风险很高,让受伤运动员在第一时间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,是中国医疗力量的体现。我很荣幸,能以这样的方式延续“双奥”故事。

2008年,完成北京奥运会、残奥会的志愿者工作后,我受邀参加残奥会闭幕式。残奥会闭幕式的主题是“给未来的信”,观众和运动员都得到了一张特殊的明信片,大家可以在上面写上祝福的话,寄往世界各地。虽然当时北京还没有获得冬奥会举办权,但这封给未来的信,与今年北京冬奥会“一起向未来”的主题口号,仿佛冥冥之中的一种呼应。

从小喜爱英语的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,那就是成为一名志愿者,为中外游客介绍京张、解读冬奥。自从来到京张高铁车队,我距离梦想越来越近了,我与冬奥的故事也从此开始。

2019年9月,京张高铁筹备组正式成立,随之而来的是为期两个月的封闭式培训:从消防安全知识的学习到客运规章业务的巩固,从英语表达的每日一练到手语老师的谆谆教导,从职业妆容的展示到形体礼仪的训练……毕业两年的我再一次沉浸于校园式集体生活的氛围中,每日的“比、赶、超”式学习让我收获满满。

我永远不会忘记,2019年12月30日凌晨,穿着“蓝制服”的身影踏着急匆匆的步子,穿梭于一趟又一趟列车中,借着微弱的光检查着车上的整备情况,我们都清楚几小时之后,对于我们、对于京张的意义。那一晚,没有一趟列车上的“红制服”是踏踏实实合了眼的,有幸值乘于首发智能车上的我,承担着开通首日一段中英文设备设施介绍的任务,早已拟好的稿子,因为种种原因改了又改,天蒙蒙亮之时,才确定最终内容。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,冬奥对于京张有着怎样无法言说的意义。追梦京张,从这一刻启航。

2020年暑期,我有幸被选入暑期通道车的值乘人员名单,面对疫情形势下60天的隔离期挑战,在与家人简单沟通过后,我赶忙收拾行李,开启这个不一样的暑运之旅。艰苦的“站台练兵”,从妆容到表情,从站姿到走姿,从摆臂到步幅,一口号一动作,三圈加到四圈……直到坚持到最后一天卸车。经历了这个暑期的历练,距离冬奥会越来越近了。

2020年12月18日,我在参加“迎冬奥”崇礼雪地摇滚音乐节录制活动时,看到了其他来自各行各业的冬奥会志愿者。我们都还记得,那一天,室外温度零下18摄氏度,睫毛间平均每3分钟结霜一次,但冰天雪地之下,无法冻结的是我们似火的热情,在场的歌手们也在用他们的方式表达着对冬奥会的热爱和期待。

2020年12月30日,京张高铁开通一周年。这一年,我有幸值乘北京至张家口方向列车,单程172公里,每天往返于两城之间8趟,一年下来十几万公里的里程,见证着我的成长之路。我从对京张印象仅限于课本上的“小白”,成长为熟悉它的人文历史、沿途景色的潜心学习者,从一名按指导书流程化作业的列车员成长为注重细节、以人为本的服务者,从一位对冬奥有兴趣的普通人,成长为助力冬奥、服务冬奥的志愿者。

我清晰地记得,在车队举办的周年活动上,我在字数不多的演讲稿中,讲述了筹备过程中的苦,记录了京张开行之初的难,道尽了值乘条件之下的酸,也留下了一路坚持之后的甜。缓缓抬头,才发现红了眼眶的不止我一人。如果说演讲稿中的故事未完待续,那么这里就是它的续篇。

2021年1月15日,首次踏上瑞雪迎春列车的我,感受着智能化和科技感带来的震撼。次日,顶着高压的我圆满完成了讲解任务。2021年7月20日,距离冬奥会仅剩200天时,我十分幸运地在北京北站开往延庆站的G8883次列车上,与对冬奥有着同样热爱的旅客朋友们,共同庆祝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。

2022年1月6日,由北京开往崇礼方向的列车开通,值乘于当天的列车上,我为媒体朋友们解答着智能列车上的智能设备设施,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!

在与京张高铁相伴的日子里,我从一名见证者、体验者,变成了一名参与者,京张铁路不再仅仅是小学课本上的一纸文章,更是肩上的责任、使命与担当。

1995年,我身着红衣,在伯明翰世锦赛中一举夺冠——那是世界花样滑冰冠军录上第一次写上“中国”二字。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,我激动得热泪盈眶。当时记录这一历史时刻的影像资料非常少,只有时任新华社摄影记者的赵迎新老师拍摄的一组照片。后来,赵老师形容我是“孤独的中国花样滑冰‘皇后’”。

某种程度上,“孤独”的确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特点。花样滑冰是一项源自西方的体育项目,当时我们国家的花滑整体水平与世界水平差距太大了,很多时候,我在国际舞台上都是“一个人的队伍”。所以,最初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很简单:只要别是倒数第一就行。我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时,只有12岁。比自由滑的那天,我正好过12岁生日,那次赢了五六个选手,自己感觉挺满意的,后来还得了个“冰娃娃奖”。

多年后回看,会发现我后来取得的所有成就,都离不开此前的这些探索和努力。作为一个开拓者,虽然孤独,虽然很艰难,但每一次突破都令我感到兴奋。这让我一直保持好奇心:我是不是还能再进一步?还能去实现一个更高的梦想?一切都是未知而又充满希望的。

从1995年起,我开始有意将中国风的内容融入花样滑冰。选择这一时机,背后是有一定考量的。当时国际赛场的裁判大部分都是西方人,对东方文化的理解程度有限。如果是一名初出茅庐的运动员,贸然引入东方文化可能会被忽略,无法引发观众的共鸣。1995年,我已经跻身花滑世界一流水平的行列,自己也很喜欢中国风的音乐,于是作出了全新的尝试,开始使用《望春风》《梁祝》等中国风乐曲。

虽说这些音乐都是中国风,但它们所要表达的东西是不一样的,也会融入我自己的情感和理解。比如,《望春风》表现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,而是一种心境、一种状态。因为要表现春风拂面、万物复苏的感觉,所以所有的手势、动作都很流动,仿佛春风微微吹过,花朵盛开,柳枝随风摆动。

在1998年冬奥会上,我选择用一曲《梁祝》完成自己职业生涯的谢幕演出。在那场表演中,我演绎的不是祝英台,而是自己的成长故事。当时,我的精神高度专注,仿佛进入了另外一种境界,滑到最后一点都不累,觉得再滑一整套都没问题,那种状态完全就是“滑疯了”。

除了奖牌的收获,花样滑冰给我的精神世界也带来很多欢乐。其实,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精神上的慰藉,可能是马拉松,可能是追剧,我的慰藉便是在冰上自由地滑行。前段时间,头戴老式耳机、脚蹬花滑冰鞋,在国贸冰场上醉心“独舞”的姬凯峰大爷火了。其实,他的这种状态特别好,学习滑冰并不都要成为职业运动员。能够从中找到情绪的出口,得到精神上的慰藉,本身就是件非常幸福的事。

现在,我选择开冰场、做教练,把自己的所知所学教给中国的孩子们。据我观察,这些年中国的冰雪事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。我小时候,训练条件是比较艰苦的,没有室内冰场。因为花滑比较小众,能排上冰场训练都要到后半夜。我记得每次训练都是凌晨“出动”,在冬日零下40摄氏度的气温下,借着月光不停地滑。

如今,专业的冰雪场地越来越多,也有越来越多家长愿意让孩子学习滑冰、打冰球等运动。前几天我去崇礼滑雪场时,就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景象:很多年轻父母带着两三岁的小宝宝,让他们站在雪板上“出溜”,特别好玩。我觉得,冰雪运动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,这就是我们的未来。

这次,冬奥会终于来到了我们的祖国首都北京,在自己的家门口召开,这是一件特别令人骄傲的事情。在最后的冲刺阶段,希望我们的冬奥健儿们能够抓紧最后的时间,在家门口的赛场,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。2022年北京冬奥会,也一定会大大加速我国冰雪事业的发展脚步,让曾经冷门、小众的运动真正“热”起来。

我的职业生涯中,与奥运有两重奇妙的缘分:一是作为新华社的摄影记者多次记录奥运史上的精彩瞬间,另一个是作为“奥运摄影官”深度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运营工作。

有人说,奥运会拍摄常常会有遗憾,因为实在没办法“再来一次”。不过,作为体育摄影记者,迷人之处也正在于此。你需要精力特别集中,才能捕捉到最有魅力的一瞬间。按下快门的那一刻,考验的是记者的判断力。

在我的摄影生涯中,见证过很多激动、振奋、感人的时刻。让我印象很深的,是一场无比胶着的比赛。2004年,中国女排夺得雅典奥运会的冠军。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,这是中国女排在20年之后夺得的又一块金牌,可谓来之不易。决赛时,前两局中国女排都是失利的,到最后一局还在一分一分地“咬”。

当时,我作了一个冒险的决定:放弃拍摄决定最终输赢的扣球时刻,而是把视角放低,去拍救球的瞬间——因为我要表现这场比赛的胶着状态,奖牌的来之不易。当时运气也很好,我抓到了杨昊飞身扑救制胜一球的瞬间。此后,我一直珍藏这个瞬间,因为它能够生动地表现出女排姑娘顽强的拼搏精神。中国女排并不是总能胜利,中间也有跌跌宕宕、起起伏伏,但姑娘们在困难中表现的永不言败的精神,是十分动人的。

有时候,我也会乐于拍一些运动员在赛场外的日常。1998年,姚明18岁,从上海队被选入国家队。我想在他正式进入国家队之前,拍拍他在上海队的日常生活。我发现,除了个子比别人高一些,姚明就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,看起来有些清瘦,话不多,人很随和。当时,我拍了他刮胡子、指导队友操作游戏机的场景,非常放松。

多年后回想这些影像,又另有一种意味,因为它们展现了一位后来非常杰出的运动员,在年轻时代的成长历程。特别是男孩子刮胡子的场景,是一种从青涩到成熟的象征。这种象征,不仅是指他的事业,还有心理、社会经验、思想上的成熟过程。其实,这也是女性摄影师的一种优势:女性往往在观察上更加细腻,对情感的捕捉更为敏锐。可能许多照片一眼看上去不是那么惊艳,但有时会非常耐人寻味。

如果说摄影记者更多是“单枪匹马”地干活儿,那么奥运摄影官则更偏重于对重大赛事的综合组织、协调和沟通能力。2005年,一次偶然的机会,我被聘请为北京奥运会的摄影运营官(PhotoChief),也是奥运历史上第一位女摄影运营官。国际奥委会媒体运行总监安东尼第一次见面就对我说:“Cindy(我的英文名字),这是一份Tough(艰难的)工作,你要做好准备。”

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还有一天时,我数不清接了多少电话。每个场馆,多多少少都会有尚未解决的小问题:主新闻中心、赞助商、场馆水下视窗、“猫道”、摄影卡车,等等。我开车从这个场馆到另一个场馆,电话就没停过。那天,我这个老司机第一次开车走了神,撞到柱子上。各种突发事件及时被“扑火”,最终,开幕式圆满成功。

如今回想,参与过这么多届奥运会,我对奥运精神的理解也愈加深入。正如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所说:奥运是对过往的朝拜,对未来的信任。他在发起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时,非常强调比赛带给人的荣誉感,比如一定要有奥运会开幕式,要有正式的颁奖仪式。这种荣誉感也会激励人们为了一个目标去不断克服困难,去奋斗,向着“更快、更高、更强、更团结”的目标努力。

这些年,中国的体育事业取得了腾飞式发展。上世纪90年代我们采访花样滑冰运动员陈露时,都为中国有了第一位花样滑冰世界冠军而感到激动,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,我们拿到了如此多的金牌。最近几年,中国在奥运会上的成绩同样举世瞩目。这些突飞猛进的变化,与我们国家的富强、人民生活的改善都有关系。比如,现在冰场、雪场更多了,冰球等很多原来比较冷门的运动也在近些年飞速发展,很多项目都成为大家日常生活的一种娱乐。这样的群众基础,自然有利于促进更多优秀运动员的产生,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。

2022年北京冬奥会即将召开,期待这一体育盛会取得圆满成功,也相信它能够进一步普及全民冰雪运动,鼓励更多人走上冰雪。

(作者系中国女摄影家协会副主席,中国摄影报社社长,2008年北京奥运会摄影运营官)

对绝大多数北京人而言,2008年都是一个让人无法忘怀的年份。伴着《北京欢迎你》的歌声,第29届夏季奥运会在奥林匹克圣火与“中国印”的注视下盛大召开。紧张刺激的16天赛程,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的首都,也让北京市民见证了无数更高、更快、更强的精彩瞬间。

从气势恢宏的开幕式,到亲切包容的闭幕式,精彩的时光稍纵即逝。然而,盛会散场后,北京人的生活也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。有人对“鸟巢”“水立方”等奥运地标如数家珍,有人更加看重申奥、办奥为城市文明留下的“隐形遗产”,还有人看到了过去不曾发现的机会与空间。

在众多生活因奥运而改变的北京人中,徐伯便是其中一员。不过,和大多数人不同,对徐伯和他的许多同事而言,2008年更像是一个“离别之年”。

上世纪80年代大专毕业后,徐伯便走进了有着“十里钢城”之称的首钢厂区,开始了他的“钢铁生涯”。在厂区里,他从小徐变成了老徐,又从老徐变成了带有尊称意味的“徐工”。与此同时,随着北京城区的扩大与发展,昔日西山脚下的“钢城”,渐渐成了毗邻市区的“工业污染源”。

为了实现城市转型,也为了还北京一片蓝天,2005年,首钢正式启动搬迁计划,开始将重污染、高能耗产业迁离。2008年,燃烧了几十年的4号高炉正式熄火,而徐伯也因此不得不面对工作地点的转变。对于“首钢大搬迁”,徐伯的心情十分复杂。北京终于迎来奥运会,躬逢盛事,他为自己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北京感到骄傲。与此同时,尽管知道,黑烟滚滚的炼钢厂非得搬离不可,可真要告别自己工作了半辈子的首钢园区,心里依然不舍。

钢厂搬走了,徐伯的家仍在石景山,打开窗户就能远远望见停产高炉高耸的烟囱。在小辈面前,他总说搬迁得好——北京的空气干净了,钢厂的设备更新了,他的职级和工资也上涨了。但独处时,他常常想起年轻时在厂区的运动场上打篮球、在厂区的剧院里看电影,伤感自己熟悉的老地方时过境迁。

首办奥运会之后,北京驶上了发展的“快车道”,每年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好。对于徐伯熟悉的旧厂区的活化再利用,集团、区政府、市政府都不乏精彩规划,但他知道,自己心心所念曾经活力四射的“十里钢城”,已经不复存在。

2016年,徐伯正式退休。也正是在这一年,北京冬奥组委首批工作人员入驻首钢园区,为首钢园点燃了全新的火花。首钢园区将在冬奥会中扮演重要角色,沉寂多年的园区瞬间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意义。对见证过“首钢大搬迁”的首钢人而言,这件事的意义不仅是厂区复苏这么简单,同时也意味着曾经“为奥运牺牲”的首钢,如今成了堂堂正正的“奥运主场”。得知这件事后,徐伯特别高兴,他时常带着孙辈到老厂区里走动,给他们讲述自己年轻时见证过、经历过的首钢往事。

不久之前,首钢园区进入冬奥会召开前最后的准备阶段,徐伯暂时没法再带小朋友去园里逛了。但他很开心,站在家里的阳台上,就能看到被网友称为“高跟鞋”的首钢滑雪大跳台。不久之后,这座跳台就将上演一场场冰雪之上的“巅峰之战”。尽管天气很冷,运动员心中的热情,却能与曾经在这里熊熊燃烧的高炉形成穿越时空的互动。

夏奥休眠了这座“钢城”,冬奥又唤醒了这座“钢城”。以这样的方式亲历两场北京奥运,是徐伯这样的首钢人独有的体会。对许多徐伯这样的人而言,他们的奥运记忆不仅是电视屏幕上的比赛,更是独一无二、刻骨铭心的个人体验。奥运会是一件大事,也正由此得以体现。

发表回复

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。 必填项已用*标注